重金属污染治理：法律尚存短板

　　由于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立法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显得很迫切。目前，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的法规，但是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2013年5月末以来，重金属污染再次成为全国公众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镉米只是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一个缩影。

　　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化学物质，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物质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水稻，再进入人体。这条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化工污染成为重大污染源。苯、酚、磷类有机污染及镉、砷、铅、铬、汞等重金属污染严重，在对空气、水体造成污染的同时，也成为土壤中长期存在的“毒瘤”。

　　业内人士指出，重金属无论是污染水体，还是污染大气，最终都会回归土壤，造成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的背后，是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已经损害到18亿亩耕地红线。

　　重金属污染进入多发期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在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后，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正进入集中多发期。

　　近10多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不断加速，涉及重金属排放的行业越来越多，包括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化工、印染、皮革、农药、饲料等，再加上一些污染企业的违法开采、超标排污等问题突出，使重金属污染事件出现高发态势。

　　目前关于中国土地污染现状的数据没有系统公开的资料，但官方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提及相关数据。

　　2011年10月25日，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公开表示，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不容乐观，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

　　根据媒体报道，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由于近年来中国各地方“重化工业”的发展趋向十分明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学品等对土壤污染的情况普遍存在。

　　2012年，国土资源部的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国耕地面积的10%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其中，受矿区污染耕地200万公顷，石油污染耕地约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5万公顷，“工业三废”污染近1000万公顷，污灌农田达330多万公顷。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认为：“土壤污染导致的疾病将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最终危害中华民族的子孙未来。”

　　土壤污染如隐形“杀手”，难以察觉却可能直接危害人体健康，特别是重金属在蔬菜、粮食中的累积，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置于危险境地，甚至产生环境报复。

　　“土壤污染的加剧原因有天灾，但更多是人祸，不科学的发展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潘根兴认为，土壤污染主要来自矿山采冶、工业“三废”、污灌、固废堆放等，基本上都属于人为因素，表明近年来的产业发展模式亟待反思。

　　土壤重金属普查结果未公开

　　全国究竟有多少土地已被重金属污染，一直以来，尚未有官方的数据公布。

　　事实上，在全国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005年，由国家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国家部委牵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次超大规模的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土壤健康调查的第一次。

　　“参与调查的科研人员，都经过专门培训，通常按照平均8公里×8公里的调查范围取样，成网格状在全国调查各种土地现状。”一位参与这次全国土壤重金属调查的科研人员称，包括青海、新疆等地在内，除各地明显的山地、荒地、人类干扰活动少的地区外，所有调查都是标准取样。然而，截至目前，这项历时7年多的全国土壤重金属调查结果还未公开。

　　同时，我国土壤重金属缺乏相应的标准，没有耕地重金属评价指标体系，无法正确评价耕地的环境质量。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学者均将某种重金属含量超过土壤质量标准二级的土壤称之为“污染土壤”。在目前我国污染耕地面积的调查中，有样本调查认为是占10%，还有样本调查认为是占20%。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曾走遍了我国粮食主产区，花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研究土壤重金属污染。他建议，应该根据已经掌握的全国农田重金属状况，结合历史资料和数据，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不同气候区农田土壤重金属含量阈值（一个领域或一个系统的界限称为阈，其数值称为阈值），建立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由于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公布全面的土壤重金属普查结果，关于土壤重金属状况的说法也多种多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土壤重金属状况的整体判断。

　　针对土壤重金属含量状况的不同说法，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对重金属超标与污染的区分并不严谨。

　　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有机物污染等多种类型。我国的土壤污染仍以重金属污染为主。业内估计中国90%左右被污染土壤都与重金属有关。

　　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工和矿山，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采矿业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加上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滥挖滥采使得云南、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的土地被日渐污染。

　　在经济发达地区，重金属则来自于工厂。

　　一项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的土壤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严重超标。

　　曾希柏曾对法治周末记者说，除了化工和开采领域，农业、养殖业近年也成了重金属污染源。

　　曾希柏表示，目前国内关于重金属调查和不同区域土壤重金属状况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工矿和冶炼厂区周边、城郊蔬菜地等高风险地区，而对农业主产区耕地重金属现状的调查和分析相对较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我国部分地区重金属状况估计不准，也是导致当前我国污染农田比例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污染容易修复难

　　根据中国科学院应用生态研究所的研究，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两千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

　　过度使用化肥是原因之一。一些磷肥和复合肥中镉含量超标，能够使土壤和作物吸收到不易被移除的镉。

　　有机肥料也难逃重金属污染。

　　在一些小规模的养殖场，人们常常在猪、鸡等农畜的饲料中添加含砷制剂，因为这种重金属可以杀死猪体内的寄生虫，促进牲畜生长，甚至可能“让猪肉的颜色变得更红润”。

　　这些牲畜的粪便又是农民乐于购买的有机肥料。当含砷的肥料被堆积入田时，肥料内的重金属就会悄无声息地潜入地下，并随着耕种传递到农作物中。

　　“人们吃掉了这些重金属污染的饲料喂养的猪，又吃掉了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种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有些人甚至还喝着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人体就这样被二度污染，甚至三度污染。”曾希柏担忧地说。

　　与此同时，这些重金属超标的土地“隐蔽性非常强”，常常令人难以发现。如果土壤仅仅重金属含量超标或遭受轻度污染，庄稼非但不会遭受影响，有时甚至会“长得更好”。为此，曾希柏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在每块有嫌疑的土地上取样，将那些泥土带回北京，并借助实验室里的仪器寻找真正被污染的土壤。

　　即便大多数时候将真凶“捉拿归案”，解药却无处可寻。目前，科学家们只有两种方法来对付隐藏在土壤中的重金属：一是在田地中播撒化学调理剂；二是种植易吸收重金属的富集植物。

　　但那些常年在农田中穿行的科学家依然无奈，调理剂有可能伤害土壤本来的养分，而种植富集植物的治疗速度极慢。有时，即便将富集植物种上10年，一片农田也恢复不到清洁土壤的水平。

　　如何处理富集植物也让研究者们感到烦恼。曾希柏表示，目前还没有一种处理这种“吸毒植物”的有效办法。植物成熟后，只有填埋或焚烧两种选择，不过因为重金属的活性太强，“那些植物就又再一次成为污染源”。

　　法律尚存短板

　　一个关于中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数字反复被媒体引用，即中国有五分之一耕地被污染，总面积2000万公顷。不过，这个说法遭到很多专家的质疑。

　　由于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立法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显得很迫切。目前，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的法规，但是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

　　有专家分析，我国的重金属污染防治立法存在以下问题：立法分散、附属立法、立法过于原则性、立法层级较低、基本法律制度尚未形成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律制度的缺失是污染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土壤污染诉讼也存在难题。

　　我国已经制定一系列的环境法律，一般的环境诉讼案件遵循“谁污染，谁担责”的原则，污染诉讼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但在具体操作上，污染诉讼，尤其是土壤污染诉讼非常艰难。

　　“我接触过几个土地污染的案件，在法院的层面上比较难立案。”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2008年，王灿发接触过湖北省大冶市镉污染严重的一个村子。“当时有村干部找到我们，希望通过打官司要点赔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再无下文。”王灿发的团队希望找到具体村民，以受害个体提起诉讼，但村干部要求他们代表整体村民，而不让他们接触单个村民。

来源：法治周末——法制日报